中美冠科的免疫肿瘤学高级总监Huang Yujun博士在其近期主持的类器官与免疫细胞共培养网络研讨会上就大家最关切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内容包括如何研究肿瘤抗原特异性免疫细胞的反应性和肿瘤类器官共培养平台的最佳应用。
我们开展的一项案例研究表明，可使用靶阴性类器官作为对照物。我们使用EpCAM阴性黑色素瘤类器官作为EpCAM CAR-T的对照物，并提供CAR-T对EpCAM+类器官的反应性。您可以使用我们的类器官数据库和交互式模型列表来搜索相关模型，将其用作对照物。
是的，我们的一些源自健康组织的类器官可与肺部、结肠直肠和胰腺等肿瘤相匹配，并可用于寻求靶向/脱靶效应。
是的，异体巨噬细胞在ADCP中的作用与在传统细胞系ADCP检测中的作用类似。
并非如此，我们的类器官并不含基质细胞。我们的类器官技术仅选择性地扩增肿瘤细胞。肿瘤细胞可以不断更新，以便用于更大规模的临床前检测。
刺激抗CD3/CD28抗体时，无需使用RIL-2进行体外激活。无论是否存在IL-2，均有可能激活T细胞，因为T细胞在短期培养中会产生IL-2。
由于肿瘤类器官的标记使用的是CFSE，而不是T细胞，因此我们通过CFSE来区分活细胞/死细胞。
在典型的共培养中，在较低浓度的Matrigel中混合类器官和T细胞。在这些条件下，T细胞能够进入肿瘤类器官细胞。在培养基中，T细胞存在于凝胶顶部，而类器官存在于较高浓度Matrigel的底部，因此采用了不同的设置来评价T细胞浸润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的共培养系统无法完全重现患者的肿瘤微环境。患者肿瘤微环境中的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影响药物的有效性。
我们结合了机械和酶解方法，从培养基中分离出类器官。
即使未进行IFN-γ刺激，一些类器官仍然会组成性地表达PD-L1，并且这一表达具有细胞系依赖性。我们可以通过核糖核酸测序（RNA-seq）和流式细胞术来分析PD-L1表达。在此项案例研究中，我们发现在针对该特定模型使用IFN-g进行孵育时，PDL-1表达有所增加
我们使用了BMS和Merck抗PD-1抗体作为体外封锁检测的基准抗体。通常使用的浓度为10-20 ug/mL。我们尚未在非自体患者中进行肿瘤特异性识别检测。
是的，我们的大部分类器官均提供癌症分期和类型等信息。但是，这些类器官均源自于初治患者的手术切除。
由于对不同干细胞的要求不同，因此不同模型的培养基条件也不同。这也取决于培养的持续时间。
令人惊讶的是，采用传统有效性检测与采用免疫细胞共培养检测的样本间差异极小。
是的，我们正在开发用于评价抗原特异性T细胞在共培养中反应性的检测。我们使用CMV血清阳性供体的CMVpp65特异性T细胞与HLA-A2阳性类器官进行共培养，并在共培养中对CMV特异性T细胞的应答进行检测。
由于近期我们收购了OcellO B.V.，现在我们能够使用类器官和高内涵成像来评价T细胞浸润以及癌症免疫周期的各个方面，可测定500多种不同的形态参数。
我们正在开发巨噬细胞/类器官共培养检测，在这方面我们拥有非常有价值的数据。目前，我们正在开发多种ADCP检测，对巨噬细胞复极化检测的开发也已接近尾声。
是的，我们正在研究实时成像，以便监测凋亡信号传导对肿瘤类器官杀伤的影响。
我们正在开发使用自体TIL进行的共培养检测。由于用于大规模研究的TIL样本有限，因此我们正在研究如何扩充这些样本。与PBMC相比，TIL中存在更多的肿瘤特异性T细胞。在一般情况下，这些T细胞的灵敏度更高。